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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怎么上考古课
豆瓣9.3的神作，是怎么拍出来的
曹斌 编译，林永昌 审校
98.00元
978-7-5732-0204-8
2021年12月出版
序 言
傅罗文（哈佛大学）
2015年秋，我负责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博士生的一门必修课。该课程侧重于人类考古学研究中的理论视角。这是我第二次主持这门考古专题研讨课，它每隔一年就会在我们的考古学博士培养课程中开办一次。这里的博士生，除了要上与自身研究兴趣相关的课程外，无论其研究领域、方法或时段如何，都必须一起参加四次专题讨论课。其中一门必修课侧重于研究项目的构思与学科专业训练，而另外三门则是探讨对所有考古学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基本议题。这三门课程讨论的基本题目，一是与小型社会有关，二是理解社会复杂性，三是考察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考古学博士生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地不同的主题，然而，这门专题研讨课主要关注英美考古界明确讨论过的理论。我们假设这些理论依旧能适用于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界。虽然事实是，在其他地方这些理论没有像欧美学界那样被明确讨论过。在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伊朗、肯尼亚、德国、墨西哥和南非（仅列举几个具有深厚考古学传统的国家）的学术界，主要关注的问题可能差异很大，但我认为，即使它们未被热烈讨论，对有关考古学何以重要这一核心问题，这些讨论也能适用。至于这门考古理论研讨课，我所定的阅读书单用意如下：“这个研究生级别的课程，探讨考古学家如何从考古记录中推断各种人类行为方式。阅读的论文将回顾那些影响英美考古学实践的主要阐释框架。我们首先从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这门学科的重大争议开始，继而讨论影响当今考古学领域的各种话题，包括类比、中程理论、象征和意义、社会和文化演变、认知考古学、女性主义批判、实践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目的是为研究生提供坚实的考古理论基础，从而有能力理解、批判性分析并促进关于当代考古话语构建的讨论。我们从克莱德·克拉克洪1939年发表的一篇“人类学研究理论”的经典文章开始。在阅读克拉克洪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研究都是理论性的。考古学家不能假装对理论避而不谈。例如，每当我们选择调查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时，这个决定都是基于理论的。这一基本观点鼓励着所有的考古学家花时间去反思基本的理论问题。 除了要让授课学生一开始就意识到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讨论课也会讨论第二个主题。但在课程大纲中，第二个问题，即考古学是否能称为一门“科学”，却没有明确写出。这个问题是哲学性的，需要在课程开始时就建立一个框架，来考察科学哲学的重要著作。因此，除了克拉克洪之外，我们还从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和卡尔·波普尔三位学者各自对科学学科性质的观点开始讨论。这三篇科学哲学的著作，对到底什么把一门学科变成科学的原因，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库恩指出，“范式”和“范式转移”是一门科学的学科特征，因此集中考察学科中那些表明其科学程度的话语。波普尔指出，可证伪性是使研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条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与上述相反，费耶阿本德反对单一的方法，他认为理论的无政府状态才是获得知识的最佳途径。对科学本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绝不止这三位，但他们为理解主导英美考古学理论的各种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知识。在考古学文献中，对科学哲学最著名的讨论可能就是关于“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争议。我们在这门课上，花很多时间阅读与这些思想流派有关的论文，这也并不意外。实际上，该讨论课并非从北美学界中让科学考古学崛起的“过程主义”开始谈起，而是先关注考古理论的伦理问题。我们思考了考古学和考古学理论如何能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讨论考古学理论是否包括原住民或相对弱势群体的声音，是否能性别化，是否具有合作性，是否必须有一个公众性的或实用性的焦点。所有这些问题都关乎考古学是否，或应否是一门“科学”。简言之，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话题。对于那些对理论感兴趣的考古学家而言，这一更广义的哲学问题也绝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议题。但其他的理论问题，则似乎与世界各地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们更直接相关。至少在表面上，考古学家更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过去，而不是学科的现状。我们在课程中涉及的许多主题，也都集中在如何更好地透物见人。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性讨论往往集中于整理，并从社会组织的角度阐释考古材料。受到广泛关注的题目，包括类型学和复杂社会的起源等议题。这些主题既是我们通过考古学来了解过去的核心问题，同时也能溯源自英美语境中的理论。在哈佛的专题讨论课上，我们阅读了各种关于这些与其他相关主题的论文，以讨论学者们在考古背景下对这些概念竭尽心思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近几十年来，考古界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能动性”。这就是本书所译文章的核心议题。要在这篇导论中定义“能动性”似乎不太合适，因为这正是本书翻译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一起阅读和讨论这些不同的论文，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学者往往对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本书收录的其他论文，则是在具体背景中提供尝试思索能动性这一概念的例子。本书是以两篇讨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到的能动性理论及其基础的论文开始的。而这两位学者的著述，基本就为“实践理论”奠定了基石。詹妮弗·朵南在她的文章中，总结了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理论，并概述了2002年之前，能动性概念应用到考古研究的五种方式，包括集体能动性、个人意图、理性行为者模型、非预期后果，以及对社会竞争和实践理性的关注。通过提供能动性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分类体系，她试图将意图、后果、意义和动机加以区分，以在考古学思路下厘清能动性概念，以求更充分理解历史行为者所处特定背景的主体性。安德鲁·加德纳在另一篇综述中对能动性补充了更多讨论，并强调在能动性研究中努力探求的几个关键主题：权力、行动、时间、关系和人性。正如朵南文中所提及的，加德纳认为从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考虑这些主题，是特别有用的。而能动性与结构正是实践理论的支柱。在加德纳的总结中，他提出能动性是“主动的参与”，是“可以被视为人类的能力或特性”，也是“社会和物质世界互动之间的过程或关系”。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将更多地思考实践理论在考古问题中的应用。蒂姆·波凯特主张，要使考古研究重新回归到历史叙事中，即“人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与其他人的观点和自身过去协调”。他的论点与中国常见的考古学方法非常吻合。即使当英美考古学强调跨文化比较和模型构建时，在中国，历史主义仍然是研究目标的重中之重。而波凯特所说的“历史过程主义”，是一种主张“实践”能产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方法。文中对行为主义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继而讨论了不同的“能动性”概念在新达尔文主义和认知过程主义的考古研究中，是如何被否定或囊括进来的。因此，波凯特认为，要理解和解释文化与社会变化，必须基于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能动性具体方法论。为了说明这点，他研究了一个与密西西比文化（公元800—1050 年）有关的案例—卡霍基亚遗址。他认为以实践为导向的能动性方法，可以让我们理解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认为“如何”的问题比“为什么”的问题更有可能得到答案，这些问题便是为了解、写出更完善的历史而必须解决的。在另一篇关于实践理论的实用性讨论中，亚当• T . 史密斯认为“默识”这个概念，是布迪厄的核心理论。对于布迪厄来说，默识似乎只是对自然或社会秩序不证自明的体验。因此，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它是种常态，且不存在目的性。史密斯指出，对布迪厄而言，默识是古代世界的一个特征。如果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能动性概念便不适用于古代世界。史密斯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必须重新考虑古人的个体意愿。他以一件亚美尼亚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年）的高脚杯为例，说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第五篇是佐伊·克罗斯兰一篇有关能动性的理论概念的短文。这篇文章发表在2014年《当代考古学报》的第一期，讨论有关“人类世”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人们关注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日益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个术语应该以什么样的时间尺度来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地质界关注于地层学上可见的特定标记，更在近年将该地层写入了国际地层序列中。另一些人则主张用一个更具比喻性的概念，将地质发展与人类长期的活动联系起来。但克罗斯兰所关心的是，这个概念如何将人类的活动定位在过去。她指出，在某些人类世概念中，工业化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向西方人展示“男性化的创新技术”。然而，出于对更深层次时间的关注，考古学家们倾向认为人类世与更长的时间尺度相关。但克罗斯兰指出，这样做反而降低了这一概念在当前关于人类对气候变化责任的辩论中的政治意义。她要求我们反思，到底考古学如何能让我们思考：人类作为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决定我们未来的能动性。最后四篇文章进一步举例说明，在考古研究中该如何思考能动性和实践理论。斯蒂芬·西利曼的案例研究考察了 19 世纪美国北加利福尼亚殖民背景下美洲原住民的石器生产。如史密斯一样，西利曼也考虑了默识和能动性概念，但他更多指出默识的实用性，而非对这一概念加以批判。默识为行为提供了约束，也为能动性提供了可行性。对于西利曼来说，能动性并不是指“理性的行为者”和“策略性个人主义”，而是指在正统（即现有的规范中，由那些既得利益者所重新创造的默识）和异端（默识的变异，指出默识本身的任意性）的背景下所采取的行动。他所考察的殖民地背景显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默识性实践，这反映出他所提出的“实践政治”这一概念。在实践政治中，日常活动，包括创造和使用案例研究中提到的石器，为制定和改变默识的有意义行动提供了契机。因此，我们不应假定在殖民地背景中使用石器工具的印第安人反映了“连续性”，而是认为这种物质文化领域要在正统和异端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来重新理解。 最近，丽莎·奥尔特泽提出了一项假定能动性和实践有关的研究。在这一假设下，奥尔特泽指出，为了考察家户能动者的偶发性行为，有必要制定精细的年表。最近贝叶斯统计方法的进步使精确的年表成为可能，她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哈尔托坎遗址—墨西哥盆地的一个后古典和殖民时期（公元13 — 15 世纪）的遗址。研究中，根据地层发掘和一系列放射性碳测定法来确定时间精度，这使她能够厘清行为者打破与身份标记有关的传统常规的确切时间点。这个案例表明在家户层面上的能动性，并不能都归因于阿兹特克的精英决策者。 本书最后以两个案例作为结尾，分析了与古代玛雅人有关的能动性和实践。苏珊·吉莱斯皮探讨了几种能动性概念：个体、人格和集体。她概述了关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学术观点——“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基于个体及其行为”。这种观点，便是西利曼所反对的，认为能动性是理性与策略性研究方法的基石。同样地，吉莱斯皮也采用了关系论的方法。她的案例研究涉及对古典的玛雅丧葬环境的分析，采用了“人格”的概念，即在讨论个体行为者时，将对集体现象的关注融入其中，一并思考。人格是在日常行为的关系语境中所构建的。而埋葬环境、人类意象和关于身份的文本信息，能够观察人格。在她探索的玛雅世界里，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长期存在且拥有财产性质的群体，即所谓的“家屋”。而“自我”、“人”和“家屋”的概念在玛雅案例中，是以语境化方式被解读的。这些概念也阐述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是如何相互构成的，而且，当我们在思考玛雅世界中的能动性时，必须对整体进行探究。最后，杰西卡·曼森也研究了玛雅地区，其重点放在建筑实践上。正如奥尔特泽的文章所述，曼森旨在提供一套原则性方法来解决所观察的考古现象，使之能够调查人类的能动性。她认为，“网络”是一种隐喻，它有效地描述了有关实践理论的文章所讨论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尺度关系。基于“社会地层学”的研究模式，曼森着眼于通过社会活动进行地层学研究，考察了从公元前 850年到公元 850 年，长达1600 年之久的卡波尔遗址。她采用形式化的网络方法，通过分析遗物存在的模式及其所在堆积地层的组成，建立堆积形成和关系网之间的有力联系，并将不同建筑环境有关的各种证据相互对应，试着解读出该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事件。另外，她还把对应分析和聚类分析这两种多变量统计技术结合起来，建立了不同结构的共时性。其结果不仅为该遗址的物质文化提供了更精确的年表，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判别网络的方法，反映出个体产生的社会现象的实践。
事实上，这种网络隐喻概念已经成为近年来能动性理论的另一个焦点。继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引入“行为者网络理论（ANT）”的概念后，当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已从关注人的能动性转向事物的能动性“本体论转向”、“物质转向”、“物论”、“以器物为中心的人物传记”、“新唯物主义”、“对称考古学”、“后人本主义”、“集合理论”、“透视学”、“纠缠”等，这一系列新名词是把物质文化自身作为焦点，而非以此来观察人类活动。这种新的学术研究，以不同方式思考了非人类实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影响人类关系中的行为者，以及网络本身存在能动的可能性。在这些理论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与能动性相关的一系列其他的关注点。由于考古学家在研究物质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近十年来，器物能动性的考古学方法已成为英美和欧洲大陆考古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以去除人类中心为主要侧重点，但这类文献中的大部分仍然在努力思索本书论文所阐述的能动性研究中较突出的问题。当中国考古学家考虑如何理论化人类过去时，能动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本书的这些文章能提供值得关注的概念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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